吕奎章：一位坚守信仰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吕奎章：一位坚守信仰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张军孝 

(陕西今传媒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西安 710065)

结识革命老前辈吕奎章，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作为在高校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工作的一名年轻教师，由于对诸多党史人物研究的原因，曾多次访问旬邑革命起义的见证者、老一辈革命家马志超，得他串连进而结识吕奎章。通过多次交往，使我这个晚辈人文学人，自然地走进吕奎章的人生世界，对其过往经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虽然有些是近乎平凡的往事，但其中透露出全身心奋斗和默默无闻的奉献，一桩桩一件件，让人更多产生的是钦敬和赞佩。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把吕奎章的生平经历和实践真实地介绍给广大读者，期望阅读此篇文字的朋友们，能从这位既普通又不平凡的共产党人身上所展现出的崇高的精神品质中，得到十分有益的启迪和熏陶，以化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力行的源泉。

出身贫寒，少年苦难铸就坚强志

　　吕奎章1923年出生于陕西旬邑县清塬乡吕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他5岁那年，也就是大革命失败后，早期共产党员许才升、吕佑乾等以清塬郝村为据点，组织领导了与渭华起义遥相呼应的旬邑起义。在起义队伍向旬邑县城进军的途中，吕家村也曾是革命火焰洗礼过的重要村庄，这在童年时期吕奎章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民国十八年年馑的1929年，陕西关中地区饿殍遍野，200多万人死于自然灾害。吕奎章虽然已到该上学读书的年龄，可他由于家庭生活的困顿和无奈，只能做一个放羊娃。到了7岁的年龄，虽然可以到本村的一家私塾旁听就读，但为了生计，帮家里干活便成了他迫不得已的头等之事。刚过12岁，吕奎章又不得不背井离乡，奔赴邻近的甘肃省西峰镇，在一户名叫张仲森的资本家兼地主的商号当童工，饱受困苦与折磨。1937年秋，终因持续三年无间歇的辛劳而成疾病倒，他的家兄到西峰镇把他用担架抬回清塬吕家村家中。家人倾其所有，精心医治，才使吕奎章转危为安，生命有了保障。在身体健康得到基本恢复后，吕奎章知悉旬邑县清塬地区已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辖地，边区的西北化学制药厂，也称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自己村上的弘仁寺。因此，他时常自愿去制药厂当帮工，有了同制药厂职工交流的机会，逐渐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感染和熏陶，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新的憧憬，使自己看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参加革命，忠诚守卫边区的南大门

　　1939年6月，是吕奎章人生命运中的重大转折点。当时，他还未成年，便毅然决然地投入陕甘宁边区大后方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跟随制药厂的搬迁，到了延安安塞县西河口小镇，先做通讯警卫班战士，再做通讯警卫班班长，可谓神清气爽，浑身充满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及其根据地的民众，实行“铁壁合围”的囚笼政策；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采取“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为了解决边区生活自给自足，克服面临的经济困难，加强边区基层政权建设，巩固良好的群众基础。1941年12月，党组织派吕奎章到赤水县六区政府任生产干事，并担任一段行政村主任。1942年2月，吕奎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赤水县六区保安助理员、五乡乡长，为迎接抗日战争战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往驻地在旬邑马栏的关中地委干部培训班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赤水县和旬邑县处在军事斗争的最前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党派吕奎章先后担任赤水县游击队第六支队队长、旬邑清塬游击队队长，其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正规部队的军事斗争，而且在反击地方反动势力对边区骚扰破坏的斗争中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1946年年初至1947年秋，近两年的时间里，吕奎章率领的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武装曾发生过大小战斗达60多次，大多以敌人的失败和游击队的胜利而告终。其中特别是郝村阻击战和坡头村地雷伏击战，创造了游击战斗战术的典型战例，充分彰显了吕奎章在指挥游击战方面的突出才能。  

　　1946年4月，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调动三个连的兵力，兵分两路：一路北由连家沟上塬，进军赵家村、陈家村和吕家村，实施抢劫、骚扰、屠杀后，扑向郝村；另一路南从土桥镇出发，矛头直指郝村，采取南北夹击的合围之势，企图把清塬游击队和区政府全歼于郝村。面对敌强我弱的作战态势，吕奎章沉着冷静，首先安排游击队主力会同区、乡干部，全力保护群众安全转移。随后，他带领游击队分队长杜德林和三个精选出来的战士共5人，利用城墙临沟的有利地形，选好隐蔽掩体，避免把游击队实力暴露给敌人，运用有效火力阻击敌人。由南土桥方向来的进犯之敌，由于地势不熟，城南又有深沟相隔，既难以进村，更是找不到作战目标，只能处在被动挨打的地步。而吕奎章带领的几名精兵强将，利用天然防御掩体，向敌人发起密集的猛烈射击，造成敌人重大伤亡，致使敌人不得不撤出战斗。游击队对南路之敌的战斗，阻断了与北路之敌汇合于郝村的企图，也为实行掩护转移的游击队、区乡干部和广大群众赢得了时间。当北路之敌赶到郝村时，吕奎章等5名游击队员，在胜利完成阻击敌人、安全掩护区乡干部和广大群众转移的任务之后，毫发无损地迅速撤离。郝村阻击战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可喜战果。

　　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企图在清塬郝村围歼吕奎章领导的游击队和区乡政府的计划失败后，仍然没有善罢甘休。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筹，国民党旬邑县政府拟委派行政官员，由保安团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再次扑向清塬，试图摧毁边区的区、乡政府，恢复保甲制度，重建国民党的区乡政权。吕奎章率领的清塬游击队获悉情报后，进行了周密具体的战斗部署。

　　他们在敌军必经之地赵家村北边的坡头村的有利位置设下埋伏，利用大路两侧坟地埋上地雷，实施三胜战法：即战斗力要强于敌人；速战要快于敌人；袭击要猛于敌人。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吕奎章一声令下，指挥游击队向敌人发起猝不及防的猛烈射击，逼迫敌人后退，进入大路两侧的坟地，以坟头为掩体与我方对射激战，这正好误入游击队布下的地雷阵，致使地雷爆炸声四起，造成对敌人的重创，致其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不得不又一次狼狈地逃回旬邑县城。坡头村地雷伏击战大获全胜，大大提振了游击队战士的士气和斗志，也使得国民党反动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再犯清塬地区。

　　1947年2月下旬，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部署向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重点进攻的战事，决定以胡宗南部的15个旅，马鸿逵、马步芳部3个整编师，邓宝珊部1个军，共计34个旅，约25万人。此外，国民党还调集94架飞机（占其空军总数的五分之三），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战略轰炸，疯狂地向延安发动重点进攻。3月19日，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遂后毛泽东运用“蘑菇战术”，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陕北同胡宗南部进行周旋，避其锋芒，寻找最佳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军事进攻。同时，为了牵制南线之敌，减轻敌军对陕北的军事压力，5月22日，中共地下党员马志超奉命率领旬邑县自卫队起义，以配合王世泰所率西北野战军南线部队南下国统区外线作战，并顺利收复旬邑县城。8月24日又收复关中分区首府马栏^［1］。

　　随后，国民党重新任命金炳嘉为旬邑县县长，并率保安部队占领旬邑县城。西北野战军南线部队和地方游击武装，同国民党军队及地方保安势力，在边区南大门形成你来我往的拉锯战。1948年4月初，西北野战军为了打开出击西府的首个道口，命令中路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独一旅和右路军第六纵队新四旅，迅速全歼旬邑境内敌军。4月17日，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七一六团在当地吕奎章率领的地方革命武装的配合下，急行军抵达旬邑县城两公里近郊，借助望远镜眺望敌情，基本摸清敌方城防布控后即作出战斗部署。当日晚上8时许，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在熟悉旬邑县城周围地形的吕奎章警卫队的导引下，迅速进入战斗阵地待命。4月18日零时，随着红色信号弹的升起，围攻旬邑县城的战斗打响。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驻守旬邑县城的国民党守军大部被歼，余部一股逃往北山，国民党旬邑县县长金炳嘉率另一股余部退入泰塔负隅顽抗。在西北野战军主力炮火的震慑下，吕奎章带领警卫队战士，身先士卒，冒着生命危险，攻入泰塔，一边架设云梯向上逼近压制敌人，一边喊话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政策，迫使金炳嘉率残兵投降，旬邑县城宣告解放。

　　1948年4月21日，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胜利光复。国民党军队溃败放弃延安、洛川后，防线缩短，兵力相对集中，加之有公路、铁路作依托，便于机动，遂趁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返回黄龙解放区整训之机，向黄龙山南麓发起进攻。同年5月，国民党军队反扑，在“扫荡”关中分区后占领了旬邑马栏等地，并任命郝登阁为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兼保安团团长。由于县城被人民解放军占领，郝登阁即在彬县组建了国民党旬邑县政府和保安团，机关驻彬县川道水北村，临时驻旬邑张洪镇以西的百子村，常到张洪塬一带活动^［2］。

　　1948年秋，西北野战军主动出击，对胡宗南部发动了秋季攻势，在陕东大荔以北地区组织进行荔北战役，并取得了胜利。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盘踞在全国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如惊弓之鸟。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上的军事进攻势如破竹，2月12日，郝登阁率旬邑县保安团在太峪镇文家村宣布脱离国民党举行武装起义。至此，也标志着国民党在旬邑的统治彻底结束和旬邑县全境的彻底解放。随后，吕奎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旬邑县人民政府任保安科科长兼民政科科长、县政府常务委员等，同旬邑人民一起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建设家园，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

　　新中国诞生后，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仍然任务艰巨复杂。根据对旬邑形势的分析判断，1950年，党组织派吕奎章带领警卫队战士，深入马栏山区开展剿匪斗争。经过40多天昼夜穷追猛打，最终彻底消灭了潜伏在马栏山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其中俘获遣散40多人，消除了邻近山区一带群众的恐慌心理，稳定了社会民心，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新政府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各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为了推动旬邑县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1951年吕奎章担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兼土地改革法庭庭长，围绕土地改革过程中政策法规执行问题开展工作。特别是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并于5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彻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在农村移风易俗，开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宣传，检查和处理婚姻制度改革中的诸多问题，也成为吕奎章面临的新问题、新考验。他依然保持战争年代一个游击队指挥员的精神状态，尽职尽责，不知疲倦地开展工作。

　　1952年年初，吕奎章调任中共咸阳市委常委、纪检委主任。1953年任咸阳市副市长，不久带职去西北党校学习。1958年，咸阳市县合并后，吕奎章任中共咸阳市委副书记。特别是在任咸阳市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期间，曾主管城市建设和农业工作，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惠及民生的工作。

　　在主管城市建设工作中，吕奎章主持规模宏大的防洪渠修建工程，保障了市区免遭水患；拓宽主干街道和平路（后改名为现在的人民路）中段，平整贯通毕塬路等街道，畅通便利了市内交通；建成渭滨公园和工人俱乐部，美化了市容市貌，改善了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条件。这些举措，为把咸阳建设成为西北轻工业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主管主抓农业工作期间，吕奎章经常带领农业干部和技术人员，骑着自行车，冒着严寒酷暑，跑遍全市各公社和生产大队，实地调查研究，虚心听取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开展现场办公，细致周到地检查计划落实情况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具体而有效地指导工作。由于他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长时间在田间地头风吹日晒，十天半个月才回一趟家，人显得又黑又瘦，回到家后孩子们几乎难以认出他是自己的父亲。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真诚地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不辞劳苦的精神，受到广大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与此同时，吕奎章组织动员全市人民集体行动，在咸阳市东郊碱滩造地千余亩，并于当年就获得亩产玉米600斤的丰硕成果，当时《陕西日报》在显要位置给予了宣传报道。从1954年到1955年连续两年，全市夏秋两季收成平均亩产达到1 000多斤。1956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先进农业单位”奖状。1957年秋，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严克伦带领农业调查团，检查关中夏秋两收地区的生产情况，咸阳市在检查评比中名列榜首。这些成绩和荣誉的取得，都凝结着吕奎章所倾注的心血和劳动的汗水。

　　1957年，吕奎章随省政府参观团赴北京，参观苏联农业展览，返回时购买了一台苏制抽水机，尝试把渭河的水抽上塬，以扩大农田灌溉面积。结果试验大获成功，老百姓拍手称好，而且在当时陕西关中地区开创了引渭河水上塬的先例。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战胜当时面临的一切困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7 118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3］，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会。吕奎章和咸阳市委书记许廷方一同参加了大会，听取了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特别是聆听了毛泽东发表的长篇讲话。大会原定1月底结束，由于与会者纷纷表示还有许多话要说，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3］。 大会进入了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党内批评的阶段。与会者对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从毛泽东到省委书记，都主动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这种状况，在党内的民主生活中是非常少见的。这对参加大会的吕奎章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也使他感受到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肩上责任的重大。会后返回咸阳市，吕奎章和许廷方会同市党政领导班子集体，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在克服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的工作中，开启了新的奋斗征程。

　　在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时期，基层单位的干部作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许多农村管理制度不健全，长期以来账目混乱、财物不清；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损公肥私；少数干部以权欺众、贪污盗窃等违法乱纪现象确有发生；社会上投机倒把、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采取适当方式，区别不同情况，加以清理和整顿是十分必要的。因此，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部署在湖南、河北进行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河北保定地区进行了“小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分工），1963年2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向全国推荐湖南省委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保定地区“小四清”的经验。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明确了全国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城市社教的“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也改为“四清”。全国性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3］。此时，吕奎章奉命自1965年春至1966年6月，先后赴三原、泾阳参加社教蹲点工作，并担任社教工作团团长。

　　“文化大革命”初期，吕奎章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劳动改造，受到短暂冲击。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革委会内部实行“三结合”的体制，即是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还强调了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接着，咸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吕奎章作为革命干部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68年至1970年期间，他兼任陕西最大的水利建设项目—宝鸡峡引渭灌溉工程咸阳主修的王家崖段的总指挥，带领上万民工夜以继日地苦战两年有余，高质量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受到了宝鸡峡工程总指挥吕祖尧的全面肯定和高度称赞，也得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的多次表扬。

　　1970年12月，吕奎章调任西安市长安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主抓农业和水利建设。他先后组织全县人民续修大峪水库和翠华山水库，再建石砭峪水库，并亲自担任工程总指挥，吃住和工作均在筑坝工地上。1971年10月，大峪水库工程主体建成，总库容450万立方米，是集防洪、发电、灌溉于一体的小型水库，可灌溉农田10.5万亩，并供西安市环城公园用水；1971年动工，1973年5月竣工的翠华山水库，除了可灌溉农田一万亩外，主要成为西安著名的旅游风景区；1958年破土动工和停建的石砭峪水库，1972年再次开工，是国家水电部派专家指导，省委书记李瑞山亲自主抓的工程项目，1978年9月大坝竣工，总库容2 18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为15.8万亩，防洪标准为百年一遇，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向西安市城市供水、发电的多功能水库。其建设过程中创造的定向爆破筑坝技术，荣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陕西省科技成果，并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科教纪录片在全国播映，纪录片中有现场执行指挥吕奎章宣布起爆的镜头，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亲临定向爆破现场表示祝贺。

　　在筑坝建库的同时，吕奎章作为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还在全县范围，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运动。一方面，集中劳动力修通连接水库灌溉农田的水渠，保证干旱时及时浇地；另一方面，为了解决旱塬上农民群众生活和农业灌溉用水问题，通过统筹规划打机井，使农村农业用水状况得到基本改善。与此同时，全民动员，开展植树造林运动，形成了“村镇院落有树木，沿山高处有材林，山湾低凹果林带”的发展格局。若干年后，老百姓深有感触地说：造林运动让农村绿树成荫，“白天望眼看不见村庄，夜晚很难看到有灯光”。长安县农田基本建设取得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受到国家农业部、林业部和陕西省的表彰奖励。

　　由于吕奎章在领导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突出成就，西安市委便于1974年调任他担任西安市水电局局长，以进一步全面领导西安市所辖各区县水电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西安市委调派吕奎章为工作组组长，进驻莲湖区开展组织整顿工作。1977年10月就任莲湖区委书记。他曾带领区委领导班子，按照省市委的部署安排，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妥善处理区域内有关民族及宗教方面的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改革开放、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1年6月，吕奎章受命再次回到西安市水电局，被任命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新干起自己的老本行一直到离休。2003年7月因病逝世，享年81岁。

坚守信仰，永葆共产党人的优秀本色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吕奎章从1939年走上革命道路，到2003年因病逝世，历经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65载。他始终坚定不移地守望信仰，初心不改，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优秀本色，让子孙后代赞叹和永远怀念。他曾对同事和家人说：在旧中国“是共产党救了我全家，给了我政治生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吕奎章的今天，在党和人民面前，我只有付出不能索取”。吕奎章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而且言行一致、始终如一。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对党的绝对忠诚和无限信赖，对革命事业的前赴后继和奋不顾身，对新中国建设的全身心投入和甘于奉献，一以贯之地表现在实际行动中。他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党把他拧到哪里，他就在哪里永不生锈、闪闪发光，从不辜负党组织对他的嘱咐和希望。

　　几十年如一日，吕奎章始终保持了一位共产党人淡泊名利，严于律己，两袖清风，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高风亮节和品德操守。他对家庭和子女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其利用他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损害党的形象，败坏社会风气。他最痛恨党内出现的贪官污吏，最忧虑的是社会不良现象的漫延，最不安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毁于一旦。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吕奎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数十年的时间身体力行地奋战在水利事业第一线，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水利建设的倾心倾力付出和无私奉献是有口皆碑的。就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仍表露出对水利建设事业的眷恋，再三叮嘱家人在他死后不许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把骨灰撒到渭河里，展现了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精神境界，可谓魂归河水，情留大地，令人感慨万千。

　　在当年笔者对吕奎章的多次访谈中，他曾经动情地背诵“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并用真挚的语气说：“我对党做的事情太少，没有啥给你介绍的，我是在共产党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也是在共产党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唯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报答对党的感恩之情”。其语言朴实而真诚，更重要的是他一直用不计名利得失、甘于奉献的行动，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信仰，保持着一位经受过无数次艰难险阻磨砺的共产党人的优秀本色。正是由于有他们这一代人过硬的政治品格和责任担当，才使得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更加坚实和宽广，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更加意气风发，神采飞扬。

　　说实话，吕奎章的人生经历和感人事迹的大部分史料，是笔者通过其它途径和渠道调查访问所取得的。当笔者沉下身子，静下心来，全面梳理他的人生全貌，在心灵深处感知吕奎章丰富而精彩的人生华章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念他留给子孙后代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期望他能为中国共产党的永恒伟大和社会主义江山的万古长青，注入用之不竭的时代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M］.第一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旬邑县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旬邑历史［M］.第一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