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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韬旭|浅析“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的升级路径

浅析“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的升级路径

傅韬旭

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

摘要: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科学的指导。“双减”政策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顶层规划,为家庭教育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给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对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的新机遇进行了剖析、研判,并在解读困境与机遇的基础上,从推动出版专业化、打开增值思路、打通营销、技术加持四个方向探讨了“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的升级路径,旨在推动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长足发展,助力“双减”政策有效实施。

关键词:“双减”政策;家庭教育;出版专业化;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

一、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的现实问题剖析

开卷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教育类畅销TOP100榜单中,家庭教育类图书占据64个席位,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但长期根植于家庭教育类图书的现实问题,成为阻碍其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

(一)本土原创力失活下的品质隐忧

“双减”推行教育“减负提质”,意味着家庭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将以“质”为核心。这就要求家庭教育类图书必须选择提质升级的路径,以顺应“双减”政策带来的变革。但目前我国《著作权法》未明确书名、图书装帧设计相关的维权条文,再加上受行业不良风气影响,一些低品质图书流入市场,阻碍了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在当当家庭教育零售TOP30榜单上,存在较多书名、设计相似的同质化在榜作品。这些作品或是与原版书高度同名的“跟风书”“高仿书”,销售价格较低,或是与正版书混合装订成一套家教丛书进行售卖,更有甚者,在署名上使用虚构的“影子作者”、在名人推广上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肖像及简介,严重影响了家长的判断力。

此外,海外引进版作品在我国家庭教育类图书市场占有较大份额,受头部引读人推荐,其市场表现优于本土原创家庭教育类图书。虽然海外引进版图书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更加独特、新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国的家庭教育理念,但由于中外教育环境大异其趣,本土原创家庭教育类图书更符合我国的教育实际。综上所述,原创新书表现后劲不足且风格类似,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结合度较低,未能有效挖掘本土特色和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图书品质良性发展。良莠不齐的图书质量使读者难以选到优质实用的图书,为我国家庭教育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

(二)市场不良运转下教育本位的缺失

作为出版品质的把关人,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从业者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家庭教育专业素养和独到的“鉴宝力”(即对优秀书稿的鉴赏能力),更要对家庭教育事业保持热爱,拥有致力于我国家庭教育事业长足发展的出版抱负。然而,市场上同质化、低品质图书较多,反映出部分从业者存在家庭教育专业知识比较匮乏、投身家庭教育事业热情不足、欠缺挖掘优秀书稿的眼力与耐性等问题。比如,家庭教育领域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伊建莉在投稿时,由于缺乏名气曾被多家出版社拒绝,直到她遇见了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郑建华,这部书才得以面世。“对一本好书来说,书稿水平是第一位的”,这是编辑郑建华秉持的出版思想。面对新人作者伊建莉,郑建华看到的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份书稿的教育价值,她尽心尽力对该作品进行打磨、推广和宣传,最终使该作品自2009年出版以来,常年位居各大图书畅销榜的前列,成为家庭教育类图书领域的“常青树”。《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成功体现了编辑在挖掘书稿、编辑加工方面坚持教育本位的重要性,这是打造高品质家庭教育类图书的根基。

(三)渠道割裂下图书营销闭塞

1.图书权威认定近乎空白

图书权威认定包括国家针对整个行业设立的综合类重大项目或细分领域内由国家、行业、媒体等创立的奖项,旨在挖掘更多优秀作品,砥砺出版工作再结硕果。图书权威认定所形成的书目书单经过市场检验与专业遴选,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社会的阅读需求,能够影响图书市场的价值判断,是打开销路的重要法宝。2019年底,中国家庭教育学会联合中国出版协会对2016-2019年期间出版的家庭教育类读物进行了评选,选出了100种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上、顺应时代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读物,但是这些读物并未受到广泛宣传,公众知晓度低,丧失一定的推广作用。除此之外,家庭教育类图书经权威认定形成的书目书单近乎空白。由于缺乏获奖书单、推荐书目拓宽营销渠道,一些精品图书难以进入公众视野,阻碍了家庭教育类图书的出版创新。

2.图书引读人主导畅销榜

随着电子商务技术与物流建设的迅猛发展,电商平台异军突起,以当当、京东为主的电商平台成为家长购买图书的主要渠道,平台设置的图书畅销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长的购书选择。图书引读是近年来兴起的图书营销模式,即引读人通过引读类视频和直播发挥知识中介的功能,通过内容再生产,将原本晦涩难懂、繁琐冗长的图书梗概进行提纯、简化、降维,以故事化、娱乐化、话题化的模式重新组织内容,以达到内容传播的目的。图书引读模式倾向于选择教育学、心理学、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内容,并通过“名人效应”在社群平台上斩获大批粉丝。比如,“樊登读书”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线上阅读付费社群,由樊登推荐的图书占据着各大电商平台家庭教育类图书畅销榜前列。在购买教育类图书时,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销量高、热度高的图书,导致市场活力进一步被头部引读人控制。

二、“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的新机遇

《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家长普遍具有迫切教育好子女的强烈愿望,但不具备专业的家庭教育知识,缺乏家庭教育能力,导致对子女教育充满迷茫和焦虑。”在政策东风的引领下,作为知识服务的提供方,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迎来了诸多发展机遇。

(一)学习指导型家庭教育类图书契合市场需求

“双减”政策明确指出,学校和家长要引导学生放学回家后完成剩余的书面作业,进行必要的课业学习,表明政策对家庭学习指导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双减”政策实施数月后,华东师范大学五育融合研究中心对全国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作业减少后产生的闲暇时间并非全部用于学生自我发展,课后玩耍时间大,用于其他形式学习的时间减少。由此可见,长期以来部分家长存在“错位”的教育观念,暴露了家庭教育能力不足的问题。学习指导型家庭教育类图书具备一定的学科教育指导功能,作者多为教育界专家或各学科权威人士,能够帮助家长提高教育指导能力,缓解焦虑感。比如,青岛出版社在“双减”政策颁布之际出版了《陪伴就是最好的教育——名师陪孩子走进北大》一书,一个月内先后组织了三次书店签售活动,并进行了多次重印,这反映了在学习刚需与政策的驱动下家庭教育类图书助学优势不断凸显。

(二)选题策划空间扩大,向非学科教育延伸

“双减”政策遵循了教育规律,明确了学校教书育人的主体功能,提倡家庭教育“去学校化”,强调家庭教育育人的独立性,并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参与非学科教育活动: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适宜的体育锻炼、阅读和文艺活动等,让家庭成为“再教育”的场所。《家庭教育促进法》与“双减”政策相呼应,将家庭教育定性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了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对其实施道德品质、知识技能、文化修养、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由此可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问题。在新时代教育的动态发展下,随着立德树人教育观逐渐深入人心,家庭教育类图书的选题策划空间不断扩大,为家长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精细化的教育指导。

三、“双减”政策下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的升级路径

“双减”政策为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工作提供了新的遵循,如何深挖吃透“双减”精神,借助政策东风实现转型升级,成为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发展需要探讨的首要课题。

(一)推动出版专业化,设立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专业部门

“双减”政策的目标是为教育“减负提质”,这就要求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裁撤具有雷同属性的低品质图书,推动出版专业化,实现品质跃层。对教育出版机构而言,调整出版布局,设立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专业部门,通过专业性的出版实践构筑核心竞争力,能够有效避免低层次的出版现象,进而深度优化出版结构,打造高产、高质量的图书产品。具体而言,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专业部门应实行出版全流程的专业化管理,进而更好地把控出版水准,夯实质量之本。在管理层面,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专业部门要及时研判政策形势,把握宏观变化,强化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引领出版导向;组织开放课题,汇集家庭教育与出版领域的创新研究,为出版工作提供专业化的智力支持。在出版层面,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专业部门要集中盘活家庭教育领域的多方专业资源,深耕内容开发,更好地发挥专业引领作用,助推出版朝“高、精、尖”方向提质升级。

(二)打开增值思路,提高出版品质

编辑往往是意义生产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特定编辑主体对特定文本的编辑行为是文本之网动态生长的关键节点。面对家庭教育类图书市场乱象,编辑首先要先扮演好“把关人”角色,树立教育本位观,将社会效益作为根本追求;其次,要思考如何为作品做“乘法”,推进出版内容提档升级。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增值思路。

1.创新形式。让孩子更好地接受家庭教育不仅是家长的期望,也是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吸引家长购买力的重要抓手。在整体出版目的不变的前提下,深入市场调研,尝试转变思路,通过创新出版形式强化图书的教育效能。比如,曾长达数月位于当当亲子/家教畅销榜第一的《半小时漫画青春期:生理篇》,敢于涉足性启蒙的话题,通过漫画这一视觉化的轻松形式讲述青春期常识,巧妙地将“硬知识”以幽默的语言转化为“软知识”,帮助家长在亲子共读中更好地开展青春期教育。又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引进的《打开孩子世界的100个问题》一书,包含了图书、成长记录本、互动卡片,突破了单本书的产品形态,增强了家庭教育的趣味性,让教育在温情的亲子互动中得到质的提升。

2.深化主题。中华童蒙文化、家风家训故事、红色经典等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积累下的丰富教育资源,内涵深厚。因此,编辑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素材,将选题与主题出版有机融合,在意义生成过程中丰富教育的多元表达,深化教育效能,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比如,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家风传承:好家风是孩子成长的精神足印》一书,将传统家风与科学教育理念相结合,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备较强的本土性特征。

(三)打通营销,扩大图书影响力

“双减”政策落地后,家庭教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家长的关注。如何获得家长的持续关注,进一步扩大图书的影响力,是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在营销推广中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1.推动领域内形成权威认定,在图书注意力市场拉锯战中占据一席瞩目的位置。针对家庭教育类图书权威认定近乎空白的现状,设有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进行联手“破冰”,率先建立起教育领域内的评奖、评优机制,并在业内形成一定的反响,进而获取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关注,推动评奖机制迈向权威,打造业界的风向标。

2.主动探索引读人营销模式,提升自身影响力。出版机构可以探索图书引读营销新模式,注重培养企业内部表达能力强的编辑、员工或优秀作者,打造具有企业特色的专属引读人,持续释放品牌价值,聚合忠实读者群,为线下实体营销积累人气。比如,中国妇女出版社推出的“晓晨讲书”直播栏目,除了资深编辑“晓晨”为常驻主播之外,社内熟悉产品的编辑与营销人员也参与了直播,从而实现了直播活动日常化。

3.发展线下营销。线下活动场所与图书内容营销有机结合,能够实现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生动转化,有助于调动家长的积极性,激发购买需求。因此,出版机构应积极发展线下营销,搭建“出版机构-家庭”之间的桥梁。比如,青豆书坊与中国儿童中心进行合作,通过举办亲子沟通工作坊,以自己出版的《如何说孩子才会听》为教材,吸引广大家长参与,有效增强了读者黏性。此外,为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双减”政策还倡导家校社合育,在此背景下,以社区为单位的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出版机构可以探索家庭教育类图书进社区,依托已有的内容资源和社会资源,为服务站及社区家庭提供智力支持,打通基层营销。

(四)技术加持,搭建“互联网+家庭教育”服务平台

2023年2月13日,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北京举办,大会以“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后疫情时代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等问题,进一步强调了教育数字化在数字中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在出版融合时代,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平台化不仅要打好内容生产的基本功,使优质内容成为线上平台的发展依托,还要借助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搭建“互联网+家庭教育”服务平台,强化直达家长、服务家长的发展目标。比如,湖南教育出版社充分发挥区域教育场域的引领作用,在湖南省妇联、湖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打通省、市、县各级教育系统,自建区域性“互联网+家庭教育”服务平台——“网上家长学校”,并以班级为单位,搭建家校共育的信息桥梁;同时,“网上家长学校”服务平台还联合我国家庭教育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内容开发,并依托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丰富资源,打造“家长必修课”“育儿百科”“专家直播”等板块,为家长提供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的教育资源,进一步推动家庭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

四、结语

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说:“儿童在家庭中感受印象最大,一生不能磨灭,如若父母没有受过父母教育的训练,那么儿童教育便简直无从说起。有了良好的父母教育,然后才能谈到良好的儿童教育。”家庭教育类图书能够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供科学指导,是推动父母教育科学性、保障儿童教育质量的重要一环。在教育改革打开崭新领域的时代,家庭教育类图书出版要抓住机遇,坚持立德育人的初心,走出版专业化发展道路,创新服务方式,强化教育效能,助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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