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职能转变探析——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张丽君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职能不断演变，先后经历了宣传教育、政治科教、娱乐经济、政治宣传四个时期。本文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采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文化类电视节目职能转变的轨迹，以及当今文化类电视市场的媒介环境，旨在探索文化类电视节目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文艺进阶路径。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类电视节目；职能转变；时代触感；中国特色话语范式
一、我国文化类电视节目职能的嬗变轨迹
“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的职能有两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如果粗分的话，可以分为四大职能，即传播新闻、社会教育、文化娱乐和提供服务。”“目前，学界对‘文化类电视节目’及其基本特征的描述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但具备了一定的共识，即‘以文化教育为宗旨、以电视传播为手段，以传播知识为目标’。”在我国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职能演变过程中，为了确保节目既能发挥意识形态引导作用，又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众多文化类电视节目进行了诸多实践创新。
（一）20世纪80年代：信息传播与教育
文化类电视节目诞生初期，栏目类型和风格比较单一，主要表现形式为戏曲。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众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职能也进行了调整，主要以信息传播与教育为主。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化类电视节目成为了观众获取知识和扩展视野的重要途径。
（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意识形态塑造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媒体是塑造和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渠道。因此，文化类电视节目将复杂深奥的文化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同时融入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导向，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强化国家认同、民族精神及社会和谐的主题，进一步影响观众认知。
这一时期，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策划与制作更强调社会教育功能，尤其体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节目主要承担着传播历史、促进跨文化交流等任务，通过纪录片、戏剧等形式或是讲述历史故事、展现民族风情、挖掘传统文化等方式，向观众提供具有教育意义的内容。例如，《百家讲坛》节目带领观众一起走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引导观众思考和讨论节目内容，进一步提升观众的思维深度。这种文化类电视节目不仅及时向受众传递了信息，更在塑造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2013年－2016年：娱乐经济
“就电视职能来说，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促使电视经济职能形成并发展。”这一时期，电视节目的娱乐经济职能凸显，节目制作开始注重观众的喜好和广告商的需求，追求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在这种商业模式下，文化教育内容的比重有所下降，节目内容制作倾向于市场化，为了吸引观众观看引入了更多娱乐元素，导致部分文化类电视节目呈现出“泛娱乐化”趋势。
（四）2016年－2023年：传播价值观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职能从简单的娱乐消遣，逐渐回归到第二个阶段——“塑造和传播意识形态”。这一时期文化类电视节目迅速成长，无论是《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诗歌题材的节目，还是《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等节目，均以创新性手法呈现历史文化，这种“井喷式”的文化节目有效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通过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众内在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信心呈现出了显著增强的趋势，进一步推动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的建构与深化。
二、当今文化类电视市场的媒介环境
（一）文化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同质媒介的竞争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传媒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社会中的一些负面因素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传媒业。近年来，文化类电视节目发展迅速，但部分传媒公司为了获得高收视份额、高收益，倾向于娱乐化的创作模式，导致节目质量参差不齐。除此之外，一些制作单位依赖引进海外节目版权，复制、机械延续已取得成功的节目模板，导致部分文化类电视节目呈现出雷同化趋势，致使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发展遇到瓶颈。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文化传承指明了方向，也为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随后，《国家宝藏》《朗读者》《典籍里的中国》等节目的出现为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激发了观众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这些节目以“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传播方式发掘中华文明的丰盈历史，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变迁与传承。
（二）多元化媒介的竞争
“数字技术的普及带来的是一场新的传播革命，以去中心化和多元化为基本特征，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媒介生态，传播主体在变化，传播方式在变革，媒体的样态在革新，还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媒介环境，这一新的环境改变了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推动主流广播电视对传播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和创新。”一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部分网络媒体平台开始自制节目，推动了媒体消费市场的细分和重构，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全新的运营模式，产出众多高质量的内容，迅速受到年轻受众的关注和喜爱。随着新媒体平台的蓬勃发展，传统电视媒体开始探索与新媒体的融合之路，以此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在新媒体背景下，媒体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媒体应当积极与新媒体传播方式融合，做到群众在哪里、阵地就建在哪里，在新媒体环境中形成多元传播模式，纵向传播主流声音。
三、《典籍里的中国》对双重生产机制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综艺节目的创作需要遵循两条基准线：一是创造性转化，按照时代的特点与要求，采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表现方法和传播样式，最大限度引起观众共情和共鸣；二是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继承精华，延伸内涵。
例如，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作为近年来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翘楚，荣获第二十七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电视综艺节目奖。从内容设置来看，该节目发挥了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政治宣传功能；从后期的宣传播发渠道来看，不仅收获了市场份额，带动收视率的增长，还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图书出版、文创产品销售等），充分发挥了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经济功能。《典籍里的中国》是对政治教育职能和经济职能双重机制的一次成功探索，既体现了思想教育引导功能，又展现出良好的市场运作能力。
（一）创新性内容设置——电影工业化叙事呈现政治教育职能
１．古今穿越的戏剧性设计：民族精神的创新化表达
“戏剧化叙事指的是采用戏剧化的叙事手法来完成作品，强调戏剧冲突、假定性情景、戏剧化人物，乃至悬念的构建。”《典籍里的中国》定位垂直精细，聚焦知名度较高的古代文化典籍，讲述典籍在五千年悠久岁月中的源起与流转，以戏剧化叙事和古今对话的方式使典籍等“热媒介”转化为“冷媒介”形式。郑石提出了在节目中运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观点。在显性知识方面，学者利用综艺节目的形式将他们的观点传达出来，从而实现个人知识到公共知识的转化；隐性知识则通过节目的叙事方式得以展现，在寓教于乐中向观众传授经验和启示。该节目通过话剧表演的形式来完成故事叙述，选用专业演员表现每一部典籍背后的故事，虽然也运用了前世今生的“穿越”概念，但与其他文化类电视节目有所不同。
同时，节目录制现场的空间设计与布置也独具匠心，现场共有四个独立的舞台演出区域，可以做到同时空表现不同时间段发生的事件，达到“古今穿越”的目的，完成跨时空对话。这种设计让观众沉浸其中，在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时与角色同喜同忧。例如《汉书》一期，一号舞台表现班昭的幼年时期，二号舞台讲述青年班昭的故事，三号舞台展现班昭老年时期的生活经历。除了舞台的布局外，服装、道具设计也进行了细致考证，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场景，为喜欢传统文化的观众打开了一扇新大门。此外，该节目在介绍传统文化时巧妙地结合了现代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古人的智慧与现实问题相联系，促进观众思考，进而产生共鸣。
２．舞美呈现的技术设置：科技助力，创造全新视觉观感体验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叙事节奏加快，影视化呈现形式更加丰富，并运用了全新光影技术，例如环屏、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扩展现实（XR）、实时跟踪等特效，带给观众以沉浸式体验和全新观看视角，使他们真正近距离地“触摸”和“感受”历史，弥补了现场观众因时空距离而产生的缺席感。
此外，节目的舞台设计中还添加了许多文化类元素，例如书架上的卷轴、图书馆、博物馆、竹简、典籍中的书卷单页等，让观众从视觉上感受到浸染满屏的历史气息。在《永乐大典》一期中，陈济“悟道”时采用了技术化的舞台设置，包括绿幕、特效、虚拟现实（VR）和全息投影技术。陈济“悟道”时背后是书架和飞舞的卷轴，坐在室外时背后是峻峭的高山和划过的流星，当他思索如何将每部犹如星辰般各自璀璨、自成系统的典籍相互交融时，流星划过，众多星星汇聚成了月亮，他所坐的地面也变成了水面，这些特效都是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呈现，给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这些先进的特效技术如同一扇时间之门，带领观众“走进”时空隧道，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回顾这些鲜活故事，不仅能“触碰”厚重的历史，更能“感受”到时代的独特气息与人文精神。
３．典型人物的价值引领：主流价值的潜在输出
在第二季《汉书》一期中，节目首次尝试从女性视角出发进行讲述，即从班昭的视角带领观众走进她与《汉书》的故事。节目中班昭一家陷入被诬告的困境，长兄班固以私修国史的罪名被官兵强行逮捕，所有卷轴和书籍尽数没收，班超为救兄长连夜进京，家中只剩下年轻的班昭一人。当兄长都不在身边且生死未卜时，班昭一人留守家中，修史的使命落在了她的身上。后来两位兄长相继去世，她独自承担起家族的使命，继续补写《汉书》八表，这才有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所承载的不仅是先辈心血的延续，更是对华夏文明的延续。随着情节的推进，观众目睹了班昭如何在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交织的漩涡中砥砺前行，最终成就了传世之作。
